1948年末，我從揭陽縣第一中學投身到大北山游擊區參加閩粵贛邊縱二支隊錢坑武工隊。

　　一天清晨，同志們都在谷埕上擦槍。因為昨夜著涼拉肚子，我急著走進廁所，忘記把槍帶在身上，違反了部隊的紀律，被罰吃白飯（不給菜）一天。同志們向隊長求情說新來的，免了罷，隊長不允，我獨個人蹲在墻角邊啃著糙米飯，眼淚直流。當時鉆進敵占區的武工隊，任務十分繁重，生活也很艱苦。有一天，隊長出門時也忘把槍帶上身，違反了規定，同志們原諒他，他堅決按規定辦。官兵一致，不搞特殊，同樣罰吃一天白飯。

　　錢坑武工隊隊員大都是20歲左右的年輕人，文化有高有低，有的不識字，有的是大學畢業，盡管出身不同，文化不一，但大家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有一天，值班員帶來一位穿高跟鞋、涂脂抹粉的城市姑娘。后來，姑娘脫下高跟鞋，穿上民主制服，積極參加政治學習，學唱革命歌曲，幫炊事燒火洗菜，成為一名活躍的政工隊員。

　　1949年夏末初秋，錢坑武工隊駐扎在塔頭頂埔的一個祠堂里，晚飯后同志們在營地附近一塊草地上納涼，有的邊敲著食具，邊哼著歌曲，可是，武工隊員黃志，卻獨坐在草地上沉思，悶悶不樂，隊長林立和他促膝談心。

　　原來，黃志家里有妻子和兩個子女，還有嫂侄和一個50多歲的老母，哥哥過洋謀生，一家老的老，小的小，生活難于維持，為了革命事業，他徒步投奔到大北山參加游擊隊。同志們了解到他的家庭困難，湊合20多元港幣，派出武工隊員林宣化裝成商人摸進敵占區慰問黃志家庭，他的老母接過了錢，感激萬分，寄語黃志不要牽掛家庭，一心革命。他為感謝組織和同志們的關懷，工作更加積極，為部隊進城畫出24幅毛主席巨像供學校機關掛用。

　　錢坑武工隊所到之處，與群眾打成一片，部隊與群眾的關系是骨肉相連魚水相依。

　　武工隊每到一個村莊，都駐扎在苦根子人家，女同志一進門就幫助燒火做飯，料理家務，男同志同農民干重活，一邊干一邊啟發他們起來鬧革命，有時部隊還在困難中抽出一些軍餉救濟貧苦人家，許多群眾，感動得流下眼淚。他們幫著站崗放哨，使前來圍剿的敵人撲了個空。一次，林立隊長在頂埔園開展地下工作，敵人包圍了村子，林隊長來不及轉移，群眾冒著生命危險機智地把他藏起來。有一件使我難忘的事，武工隊到金坑芋園埔開展工作，我因病沒跟隊伍出發，留在苦根子老大娘家中養病，一個農民匆匆走來報信，說國民黨進村來了。老大娘叫我躺在床上，巧用調虎離兵計熱情款待他們，把其引走，讓我避過劫難。

　　1949年，解放戰爭進展神速，大北山的游擊隊伍從密林向平原挺進，為了拔掉敵人的據點，閩粵贛邊縱二支隊三團擔負著攻打鯉湖的任務，錢坑武工隊隊長主動向部隊請戰，把隊伍開到前沿陣地。

　　4月27日凌晨，槍聲打響，經過幾個小時的激烈戰斗，消滅了河頭、碼頭、上園3個據點，但頂園和念佛社的敵人以居高臨下的優勢頑抗，戰士們心里很焦急，部隊下令猛攻，我和幾位戰士抬著沙包作架機槍之用，炮樓上一機槍射來一顆子彈擊中機槍手的腦袋，當場犧牲。同志們義憤填膺，立即組織一個短槍班背后爬上炮樓消滅敵人，鯉湖解放，是游擊戰進入運動戰的初捷。

　　鯉湖一戰結束，但普寧筆架山的戰斗仍在繼續，這時，我被調到棉湖與女同志在戰地衛生所協助護理傷病員。一天上午，門外抬進一傷員，胸腔被敵人一顆子彈打穿，經醫生檢查，子彈是從胸夾中穿過的，正中要害，護理消毒包好要他靜心修養。他平靜地躺在病床上熟睡了，我們放心地回去吃午餐。但回來時連長不見了，原來他按捺不住消滅敵人的滿腔怒火，直奔戰場指揮戰斗，我們都為未盡到責任而深感內疚，也為戰士舍身忘我的戰斗精神所激勵。

　　1949年10月19日，揭陽榕城解放了。我們在上級領導林史同志率領下從縣委所在地灰寨步行至下林乘船進入榕城。我們神采奕奕，手握扎著紅布條的短槍。后來，我到醫院附近一家小店買香蕉，拿了一張一萬元的人民幣（相當于一元）還款，店主找還錢，我沒點就往褲袋塞，后來我發現多了20元。當我將款退還時，群眾都說共產黨買賣公平，不拿群眾一針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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